新智元報道編輯：靜音【新智元導讀】三家最具價值的AI初創公司——Anthropic、OpenAI和xAI——都扎根美國。且美國有7家科技公司的市值達到萬億美元，而歐洲一家都沒有。為什么歐洲沒有市值萬億美元的公司？分析指出，缺乏經驗豐富的創始人最為核心。此外，LeCun認為，有雄心的工業研究是整個初創生態的重要催化劑。你可能不知道，全球競爭AGI的起跑線，其實早在2010年就畫在倫敦街頭。DeepMind，于2010年在倫敦成立，比Anthropic和OpenAI早了好幾年。然而，盡管DeepMind早早在倫敦成立，后來還是以約4.4億歐元的價格賣給了谷歌，如今世界聞名。諸如此類的例子太多，歐洲一次又一次地錯失機遇，導致美國已經領先歐洲好幾條街。三家最具價值的AI初創公司——Anthropic、OpenAI和xAI——都扎根美國。且美國有7家科技公司的市值達到萬億美元，而歐洲一家都沒有。即便以這個市值的十分之一為標準，美國有33家科技公司市值超過1000億美元，而歐洲僅有4家。為什么歐洲至今沒有誕生萬億美元市值的科技公司？《金融時報》作者Ian Hogarth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的剖析。最終分析指出，缺乏經驗豐富的創始人是最根本的因素。隨后，LeCun在領英上轉發了這篇文章，并補充了另一個重要因素：過去十幾年里，人工智能領域幾乎所有的基礎性創新都不是來自初創企業，而是來自資金充足的大型行業研究實驗室，例如谷歌、Meta、微軟及其他少數公司。缺乏經驗豐富的創始人根據Hogarth的分析，一個常見的解釋是，歐洲落后于美國的原因是過度的監管。確實，歐洲的創始人在面對繁瑣的官僚程序時，比美國同行要承受更多的拖累。以德國為例，公證程序為籌集資金的創始人，特別是天使投資者，增加了巨大的負擔。這顯然對初創生態系統是不利的。另一個歐洲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一些大學在知識產權商業化過程中占有高比例的股權，這使得外部投資者幾乎無法進入。不過，Hogarth認為，這些都不重要，創始人的作用才是最關鍵的。對于一些拼勁十足的創始人來說，官僚障礙并不是核心障礙。但要成為一名經驗豐富的創始人也不簡單。科技創業是一門技藝，越練，才能越精。比如，Hassabis在2010年準備為DeepMind籌集第一輪資金時，他比別人更清楚該怎么做——直接奔硅谷找彼得·蒂爾和埃隆·馬斯克，而非浪費時間去尋求保守的歐洲投資者。而且，更有經驗的創始人也往往喜歡挑戰更大的難題。馬斯克就是典型例子——他在1995年創辦的第一家公司Zip2是一家互聯網城市指南，1999年創辦的第二家公司是一家在線銀行，而2002年創辦的第三家公司則是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如何解釋這種野心的提升？或許最深層的原因是，創過一次業后，你會明白其中的艱難。正因如此，如果再來一次，你會更堅定地選擇一個足夠激勵人心的目標，讓它值得你去面對那些注定無法避免的低谷。當然，這里面也有一種自然選擇的機制——任務越困難，所需的技能水平越高，第一次創業的創始人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缺乏敢于冒險的投資者不得不說，敢冒險的投資者往往也是經驗豐富的創業者，兩者之間有著深刻的聯系。這些人往往是最大膽資本的來源，他們資助的初創公司通常承擔更高風險，或者需要更長的孕育期才能開始運作并盈利。在硅谷，超過60%的頂級風險投資基金合伙人本身就是企業創始人，而在歐洲，這一比例僅為8%。這種差距直接影響了風險偏好。讓我們回到DeepMind的故事。2014年，成立僅四年的DeepMind被谷歌以4億英鎊收購。如今，Hassabis領導谷歌AI，從AlphaGo到AlphaFold接連突破。早在2018年，Hogarth就曾在一篇名為「AI Nationalism」的文章中討論過DeepMind被收購對英國的損失，而到了2024年，這一問題顯得更加尖銳。博客地址：https://www.ianhogarth.com/blog/2018/6/13/ai-nationalism發生了什么？他認為，問題的根本在于，Hassabis在追求自己使命的過程中，沒有獲得足夠大膽的資本支持。相反，谷歌創始人Larry Page能夠為Hassabis提供數十億美元的長期高風險資金，由此成就了DeepMind。想象一下，如果當年歐洲有人敢站出來支持Hassabis，今天的AI格局會否不同？類似的故事還在上演：谷歌投入了數十億美元，重金押注自駕車和量子計算，而這些技術可能需要十年才能盈利。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核聚變。核聚變本該是歐洲的強項：它在核聚變研究上的公共投資超過美國，科學家更多，技術領先。例如英國的聯合歐洲托卡馬克（Joint European Torus），它創下了聚變功率的紀錄；以及德國的溫德爾斯坦7-X，這是全球最先進的斯特拉拉托反應堆。歐洲理應有機會獲勝。但是看看私人初創公司，你會發現美國有四家籌集了超過5億美元的資金，而中國只有一家，歐洲則一個都沒有。歸根結底，這仍然與大膽的創始人主導的資本投資密切相關。美國籌資最多的聚變初創公司，其早期資金來自薩姆·奧特曼、維諾德·科斯拉和比爾·蓋茨等經驗豐富的創始人。正是他們這種樂觀擁抱高風險的精神，推動了下一代技術的突破與發展。不過，我們也能看到歐洲開始嘗試這種方式。2021年，Spotify創始人Daniel Ek以1億歐元支持AI防御公司Helsing，當時沒有其他投資者愿意接盤——他是唯一一個愿意承擔這種風險的人。這一賭注奏效了。Helsing隨后拿下多個重大軍事合同，并在接下來的三年中吸引了超8.3億美元的風險投資。這樣的案例在歐洲太少，但卻展示了轉機的可能性。別再賣公司了我稱經驗豐富的創始人為「關鍵物種」，不僅因為他們創辦和投資更大膽的公司，還因為他們以微妙方式扶持下一代創始人。比如，Napster聯合創始人Sean Parker用自己的失敗經驗幫了Mark Zuckerberg一把：他建議小扎確保董事會完全由自己掌控。這在2006年尤為關鍵，Yahoo開出10億美元收購Facebook，但Zuckerberg果斷拒絕，盡管董事會傾向賣掉公司。如今，Meta已是萬億美元俱樂部成員。2005年，Facebook 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達斯汀·莫斯科維茨（Dustin Moskovitz），以及當時公司的總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在加利福尼亞州Spotify創始人Ek的故事類似。第二次創業時，他也拒絕了谷歌的10億美元報價，堅持，如今Spotify市值950億美元。簡單來說，想沖刺萬億美元估值，關鍵是別過早「清倉」。當然，沒賣出去也可能是對方的失誤。1998年，谷歌創始人試圖以100萬美元賣給雅虎，雅虎拒絕；2002年雅虎開價30億，但谷歌要價50億，交易再次泡湯。今天，Alphabet市值超2萬億美元，而雅虎早已成歷史。歐洲也有類似案例：荷蘭支付公司Adyen未出售，如今市值460億美元；Arm因2020年英偉達收購案被阻止，市值飆至1430億美元。若當時交易成功，英偉達的霸主地位可能更無法撼動。偉大的公司需要時間。ASML自1984年扎根芯片制造，如今市值超2750億美元；Nvidia成立17年時，市值不過100億美元，而現在已達3.4萬億美元。如果歐洲想誕生科技巨頭，需要創始人和投資者以鋼鐵決心堅守初心，拒絕早早，堅持長期建設。工業研究是催化劑Meta研究負責人Yann LeCun在回應《金融時報》文章時指出了一個關鍵因素——過去12年，幾乎所有AI基礎創新并非來自初創公司，而是來自像谷歌、Meta和微軟這樣的科技巨頭資助的研究實驗室。LeCun認為，DeepMind如果不被谷歌收購，是無法生存下去的。作為一家公司，DeepMind的原始商業模式并不現實——一方面是因為長期研究的成本太高，另一方面是他們對開發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時間表過于樂觀。20世紀80年代，歐洲仍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實驗室，如西門子、法國電信和阿爾卡特等。但LeCun認為，這些公司未能像美國科技巨頭那樣，讓研究事業變得具有吸引力。LeCun認為，有雄心的工業研究是整個初創生態的重要催化劑。他以2015年Meta AI研究實驗室（FAIR）在巴黎的成立為例：這幾乎單槍匹馬地復興了巴黎的AI初創生態系統，如今巴黎是歐洲最活躍的AI中心。Mistral的總部就設在巴黎，前不久剛剛放出124B多模態巨無霸Pixtral Large。今年6月完成融資后，Mistral的估值已達到約60億美元。參考資料：https://the-decoder.com/why-europe-doesnt-have-a-trillion-dollar-company-according-to-metas-head-of-ai/https://www.ft.com/content/e3e23aea-eb4d-42dd-a9ea-9ae267b8f507https://www.linkedin.com/feed/update/urn:li:activity:7269103537026908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