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重修后的巴黎圣母院，還算是「歷史遺跡」嗎？

全面重修后更接近完美狀態本文經授權轉自《果殼》（ID：guokr）受訪者：金澤文字編輯：Luna2019 年 4 月 15 日傍晚，滾滾濃煙從巴黎圣母院的屋頂燃起，不久后標志性的尖塔也轟然倒塌。大火撲滅后，法國多方籌集資金，于 2019 年 7 月確認修復方案，開始了歷時 5 年多的修復。2024 年 12 月 8 日下午 6 點半，巴黎圣母院正式重新開放。花費資金 8.43 億歐元、耗時 5 年半。為何巴黎圣母院的「復生」之路有這么高的金錢與時間成本？最終效果如何？從事文化遺產研究工作的崔金澤博士，做了如下解讀。巴黎圣母院火后情況示意圖丨英文原圖來自華盛頓郵報正在崩塌的巴黎圣母院尖塔修復花費了五年多的時間，還有大量資金（一說 8.43 億歐元）。時間和資金都花在哪里了？為何耗費時間與金錢如此之多？整個工程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如果整個時間不是五年而是十年，或許一些工作還可以完成得更細致。工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的準備工作，以及真正的復建（可能只占整個工作量的 1/3）。??勘察與記錄法國人首先對火災后的殘存現場進行了非常詳盡的調查，使用 3D 掃描和全景記錄等技術，嚴格記錄所有受損部分。有哪些磚石還殘留著？哪些木梁從屋頂掉落下來了，掉落之后是什么樣的狀態？這也像記錄犯罪現場一樣，為后續找到失火原因、起火點提供了依據。通過對火災前后調查的圖像和數據進行分析，可以精確識別大教堂唱詩班拱頂的變化。丨Roxane ROUSSEL / MAP / Notre-Dame de Paris Scientific Site / 文化部 /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巴黎圣母院的 3D 視圖。白色是歷史學家安德魯·塔倫 (Andrew Tallon) 在 2006 年至 2012 年間記錄的，紅色是 2019 年火災前另一次調查活動中的記錄，藍色是火災后進行的復建規劃。丨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緊急加固在木質屋頂坍塌后，殘存的建筑結構變得不穩定，中世紀的石墻和飛扶壁也可能有變形、開裂，有繼續坍塌的可能。修復團隊使用木框架，對這些脆弱結構進行緊急支撐和固定，如同為骨折的肢體安裝夾板。??環境清理這看似與「文化遺產保護」無關，但恰恰是本次修復工程中非常耗時耗力耗資的工作。巴黎圣母院的屋頂，原本鋪作了厚厚的鉛板，類似中國板瓦的作用。玫瑰花窗的紋路也是由傳統的鉛材料制成。這次火災把整個屋頂燒掉了，造成了鉛板融化。玫瑰花窗由無數彩色玻璃拼合而成，右側玻璃片間的黑條就是黏合所用的鉛條多達 400 噸的鉛被化為煙霧，最遠飄向巴黎以東 16 公里處。有毒的含鉛灰燼飛散到各處，整個覆蓋了建筑的墻、壁畫、彩色的玻璃花窗上面；甚至污染到了附近地鐵站、學校、居民區和地下水。2019 年夏末，巴黎圣母院內鉛濃度達到了 123，000 μg/m2，是巴黎鉛本底值的 25 倍。這個問題起初并沒有引起的太大關注，但在工人和健康專家后，修復工作被迫暫停，鉛粉清理隨之展開。在大規模復建啟動前的近乎兩年時間內，工人需要穿戴全套防護設備，在每日限定的時間內，一點一點用刷子對文物本體進行清潔，同時治理周邊環境，檢測居民的血鉛含量。教堂內坍塌的腳手架丨Patrick Zachmann前期調查和清理工作中，也有了意外的文物研究與考古發現。巴黎圣母院屋頂的木構建筑，自 19 世紀維奧萊-勒-杜克主持風格性修復以來，還沒有人真正地去拆解下來過。借由這樣一個構件解體的契機，團隊也看到了以前視線不可及的地方，比如發現了 19 世紀維奧萊·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為建造尖塔而添加的補強結構，還有交叉甬道處中世紀曾經存在的圣壇屏殘跡，以及 19 世紀壁畫所覆蓋的中世紀顏料層。這些新發現的文物和歷史信息，目前都在距離圣母院不遠處的國立中世紀博物館展覽，作為火毀經歷一種別樣的見證，建議游客一并參觀。這只手是13世紀圣壇屏的一部分。圣壇屏（rood screen）曾在 18 世紀初被損毀，一部分碎片就此被埋在教堂下。300 年后，徹底的清理工作使它們重見天日。丨 Courtesy Denis Gliksman， Inrap復建所有這些任務結束之后，才是復建，包括重建尖塔、屋頂結構，以及雕像的復原。復建的工作實際上延續大概也只有兩三年的時間。邀請了傳統工匠按照中世紀工藝完成工作。為什么法國選擇用這么多錢和時間復建？跟原來一模一樣嗎？始建于 12 世紀的巴黎圣母院，在法國是什么地位？類比成故宮，大家就明白了。它不僅是一座古建筑，也是一座正在使用的主座教堂，同樣背負著重要的文化意義。法國有所謂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傳統，有很強的民族認同，還有一個比較強大的，這是它在歐洲的特別之處。法國在下面有一個文化部，統領全國的文化事務（就像咱們的文化部一樣）。所以整個國家對文化遺產保護（要修、要怎么修）能夠達成，也能募集到這么多資金、和社會力量。法國文化部體系下有一個角色叫「文物古跡主任建筑師」，類似咱們國家級重點文保單位的修復相關事務總顧問。在這個體系下，巴黎圣母院是直接受文化部管理的，級別和國家博物館相同。法國這次選擇了復建（reconstruction），也就是把巴黎圣母院完全按照過去的狀態、過去的樣子，重新物質性地再造起來。為了能夠準確復建，需要采用考古學的方法，基于的是非常嚴格的歷史記錄（圖像、書籍、過往測繪資料），當然還有現場調研的材料。巴黎圣母院的現任主任建筑師菲利普·維勒紐沃（Philippe Villeneuve），負責了整個工程。建筑完成于 1163-1220。13 世紀的成就，12 世紀的風格究竟選擇哪個時期，作為這次「復建」的基準呢？團隊并沒有選擇巴黎圣母院中世紀建造完成的樣子，而是選擇了 19 世紀的「修復版」。巴黎圣母院建造于 1163-1250 年間，中間曾因法國大嚴重損毀。19世紀，建筑師維奧萊-勒-杜克對其進行了「風格性修復」。作為專業的建筑師，維奧萊-勒-杜克對哥特建筑的建造技術有著充分的認知，而且他在探索中與中世紀的建造者達成了共情、最大限度地尊重他們的審美和創造性，最終讓 19 世紀的修復與 12 世紀的原建筑達成了風格的統一。他也在那次修復中加上了屬于自己的主觀思考，比如給巴黎圣母院加上了高調的尖塔。左：維奧萊-勒-杜克所繪巴黎圣母院尖塔手稿。右：新增尖塔的示意圖，來自維奧萊-勒-杜克與同事 Lassus丨 左來自 Connaissance des Arts，右來自 Images d’Art法國文化遺產人的心中，巴黎圣母院在 900 年歷史中，一直在不間斷地「生長」；最后的一次干預也就是勒杜克的工作，塑造了它至今的形象和風格。這個風格才是圣母院建筑最完美的狀態，是火毀前的建筑所表達出的「主旋律」。怎么保證能恢復成 19 世紀的樣子？巴黎圣母院詳細的歷史檔案、19 世紀維奧萊-勒-杜克的修復記錄，以及火災前的數字化掃描，為這次復建提供了精確的數據支持。更驚人的是，屋頂木架構的建造、木材和石材的選擇，不止跟 19 世紀一樣，也跟中世紀的建造邏輯一致。法國始終都保持著非常強大的傳統木結構建造能力，技術代代相傳，類似咱們的非遺傳承人體系。這依賴于保存完整的「伴學」（Compagnonnage）學徒團體，和手工業行會。「伴學」制度的文字記錄可追溯到 15 世紀，要通過口口相傳的形式學習技藝和行規、通過考核，最重要的是在 5-9 年內「歐洲游學」，繼續學習并完成作品，才能通過考核，成為行會的一員。這個傳統工匠的傳承體系在法國的完整保存是獨一無二的，于 2010 年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伴學」體系下的工匠在 19 世紀就幫助維奧萊-勒-杜克建造了尖塔，也在今天參與了木結構的復建。壯觀的屋頂木結構丨PEFC，攝影師Patrick Zachmann和過去一樣，圣母院屋頂里的「森林」由數百棵橡木搭建而成，且橡木生長時間為 150-200 年。加工木材、組合木料、搭建木構，他們最大程度地遵照著幾百年前的傳統。比如把原木加工成方木時，木匠仍然用傳統的工具對表面進行切削，而非現代機械，形成古老式樣的表面加工紋理。甚至于每天什么樣的工作量、幾人配合，也都是依照行會規則。石材也是有類似的技術傳承下來了，加工的技術含量比這個木材的稍微低一些。石材的難點是，建造巴黎圣母院時所用的那個采石場已經枯竭了，那在哪些采石場才能找到和原先中世紀的一模一樣的石頭。當然，這次復建（尤其是前期）用到了大量現代技術，如激光掃描、3D 建模、 AI 輔助分析，確保修復工作的精確和高效。復建后，是否有不同之處？每一任主任建筑師，可能都會給建筑加上自己、或者帶有時代色彩的特色或者理解，這次也不例外。現任的主任建筑師菲利普·維勒紐沃，把自己的頭像放在了教堂屋頂上，取代了一個中世紀小怪獸，與上一次大規模修復的主任建筑師維奧萊-勒-杜克的塑像對望，仿佛一次跨越時空的共情。還有這個尖塔最上面那個風向標，本來是一個金屬造的雞。他們沒有把這個 19 世紀的原物放上去，而是請當代的設計師重新設計了一個非常前衛的形象：遠看是雞，近看是一個火焰的形狀，是一場大火的樣子。這個雞金碧輝煌的，雞的肚子里面也填了一些材料。是什么呢？這個我覺得非常感人：除了幾件宗教圣物之外，還有一個幾千人的大名單，是所有參與本次巴黎圣母院復建工程的工作人員。吊裝新雞丨AP/Michel Euler復建后，是否有不同之處？從文化遺產的角度講，我認為沒有發生變化。現任和前任主任建筑師的觀點是，復建又為巴黎圣母院增添了「新的真實性」（new authenticities）。如果討論復建之前和之后它的價值有沒有變化，我們就要先看這個價值是誰定的、通過哪一套話語體系去評判。我們先選一個特定的話語體系，比如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世界文化遺產話語。當年巴黎圣母院在被評定成世界文化遺產的時候，官方認定的所謂的突出普遍價值是什么？并不是它自己這一座建筑本身被定成了世界文化遺產，而是作為「巴黎塞納河畔」的一部分，是塞納河兩岸文化景觀的一個重要元素。當它是巴黎城市文化景觀的組成之一時，復建改變的小細節幾乎可以是忽略不計的。要是從更廣大的視角，比如說咱們中國人如何看待巴黎圣母院，那也許是更加普世和文化性的角度。可能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小說，或者音樂劇、電影。那這樣，復建就更沒有減損它的價值了。具體的某一塊石頭，或者是某一根木梁，它到底是中世紀的、19 世紀的還是 21 世紀的，都只是太具體的物質形式，跟咱們心中的文學想象、情感寄托是沒有太大關聯的。12 月 7 日的巴黎圣母院重新開放音樂會上，音樂劇《巴黎圣母院》初代「卡西莫多」Garou，唱起了《大教堂時代》在火災發生后的兩個月內，巴黎圣母院要重修成什么樣子，是維持火災后坍塌原樣還是就此設計新銳樣貌，曾有過諸多討論。但法國人很明確地知道他們想要什么，在 2 個月內就選擇了重建方案：跟隨維奧萊-勒-杜克的基調，恢復建筑本身在風格上的統一，復原中世紀架構的建造邏輯，反復強調它的審美與情感價值。自 2014 年以來，法國各界對維奧萊-勒-杜克的肯定和推崇與日俱增，圣母院的復建即為這種全國性的認識和情緒提供了一個舉世矚目的突破口。1964 年，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與修復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召開，提出《威尼斯》，其在真實性方面片面地強調了物質屬性。這是 19 世紀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反修復」主張和法國建筑師維奧萊-勒-杜克的「風格性修復」之間展開大辯論以來，對后者主觀臆造美化古跡的進一步否定。然而，這種對真實性的定義，經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話語的加持，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不同文化對遺產價值的想象，尤其是非物質層面價值的表達。1994 年，借助日本伊勢神宮式年遷宮的啟示，《奈良真實性文件》在《威尼斯》的基礎上對真實性的內容做了補充，強調文化遺產的真實性具有文化相對性，應同時包括「物質」和「非物質」兩個方面的屬性。遺憾的是，《奈良文件》的實際影響力遠不及《威尼斯》。巴黎圣母院的火災及其災后修復，毫不意外地援引了《奈良文件》的相關表述，也像是法國人公開為維奧萊-勒-杜克正名。它為當代建筑遺產保護提供了獨特而珍貴的案例，也為我們客觀理解今天歐洲大陸存在的不同遺產化路徑，提供了真實的窗口。受訪者：崔金澤，比利時魯汶大學工程科學學院/雷蒙·勒邁爾國際保護中心，文化遺產研究博士，研究員文字整理：Luna本文來自果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如有需要請聯系 sns@guokr.com題圖來源：CBS《黑神話：悟空》無緣年度最佳，游戲奧斯卡被罵上熱搜蘋果 2024 年度最佳應用出爐，國產游戲奪得桂冠，這個設備首次入選｜附下載地址